城市战争告诉您I中国为何选择农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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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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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马+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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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腰精+哟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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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女佩奇

一直以来，都觉得网红重庆是中国最“反人性”的城市代表。人性的本质都是趋利避害的，它和好逸恶劳，喜新厌旧，争强好胜一起始终都是人性的弱点，能躺平，绝对不想战斗，所以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人类会将一座城市建在山上？你在重庆这个城市，永远找不到一楼到底在哪里。你以为的一楼，说不准是邻家的顶楼。就像你气喘吁吁地爬上洪崖洞的顶端，却发现头上赫然出现的是城市的广场，和马路。更让人对这座城市有点心生绝望的是，它的夏天如同火炉一般存在，倒是和它的火锅，成了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然而，等你深入了这座城市的肌理，你才会发现，这座“反人性”的城市，却是拿多少钱也换不来的。这主要是跟它在大四川中的重要位置有关。摊开地图，你就会发现，它是万里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点。而长江，在它上游除了串联起大四川的宜宾、泸州等重要城市之外，还于宜宾接岷江（其于乐山接大渡河和青衣江）、于泸州接沱江；而嘉陵江，则在它的上游合川城南钓鱼城下，亦接一条纵贯成都东部平原的大江——涪江。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走水路是过去数千年来主要交通方式时，这也意味着，重庆是整个大四川的交通公约数，而位于两江交汇之处的朝天门，则控扼了大四川的咽喉。整个大四川的物产，从各条河流汇入到了朝天门，而经由朝天门，又可以深入四川的腹地。

所以，日后我将重庆和成都的关系，形容为“出将入相”。如果说成都坐镇大四川的腹地，为相，那么，重庆作为大门，和桥头堡，为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理解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你就会明白，重庆这座城市哪怕建在了山上，就是建在半空，都不算是什么缺点了。

不得不说，从重庆的身上，我在人文、历史之外，找到了认识中国的又一个重要切入点。

在很长时间里，我对地理的印象是超级缺乏的。作为当年高考时的会考科目，我们都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情，就像是语数外史政的陪读。而在我上大学之前，人生的步伐基本上没出过我那个叫桐城的小城，更让我对外界缺乏了解。所谓的行万里路、破万卷书，都是停留在书面上的名人名言。这也导致了我在高考中，尽管以超出重点分数线近60分而成为“状元”，却在历史上栽了个大大的跟头，是考分唯一没有过百的学科。

多少年后，当我想起自己当年连苏联和德国在哪里都不知道，更遑论分清楚二战时的东线和西线，到最后只能靠死记硬背，怎么可能考出好的分数？！

所以，我跟历史老师聊起以前的历史学习时，便一个劲地强调，一定得让学生把地理搞清楚。你搞不清楚地理，就学不好历史，同样也搞不清楚这个国家的由来。

就像了解重庆，你必须要搞清楚它在水路上的枢纽位置，看明白今日中国，你也必须先看清楚它的样子——一个完美的“四合院”。整个东、南是大海，北边是草原和沙漠，而西边更是因为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把中国和印度次大陆给隔离开来。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主要是通过河西走廊这样的一个孔道，和西域乃至整个西方交往。这也让中国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某种意义上，也让中华文明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

和以商为主的两河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更加推崇农耕文明，数千年来比较重农抑商。这种差异，也跟地理有关。

如果我们比较中华文明中的“四渎”：黄河、长江、淮河以及济水，以及两河文明中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你会发现，它们的流向不同。后两者处于南北流向，上下游的纬度相差较大，所以有着截然不同的面目，比如说下游几乎没有石头或金属，除了棕榈、柳树和白杨等不太好的建材，几乎没有木材。倒是今天的黎巴嫩就有很好的雪松。所以，它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只能通过同北部上游的贸易而获得。这也意味着，大商业尤其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在当年的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相反，前四者基本上由西向东，也基本上处于相似的纬度上，所以上下游的禀赋相似，可以自给自足，相互之间的交流无需太频繁，这让中国不自觉地选择了农业文明。

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城于西安和洛阳之间摇摆，日后又添加了一个开封。它们同样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位于黄河流域——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黄河流域的冲击平原，相对肥沃，又因为是泥沙的淤积，相对容易开垦。所以，中华文明的月亮从黄土高原的背后冉冉升起。这种局面随着北方草原势力的不断袭扰，以及南方经济（主要是长江流域）的兴起，开始有了变化。开封之所以能成为大宋的都城，不仅在于皇权内部的竞争，还在于其位于南方和洛阳、西安的运输咽喉。相对西安、洛阳，开封更接近南方的经济辐射。

但不管是怎么一个变化，自给自足的禀赋，以及身处封闭的四合院，还是让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较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动力，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又因为农业文明中对老人经验的尊崇，让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尚老”文化，这也为皇权专制下的大一统提供了基础。相反，推崇商业交流以及冒险的西方，最终在父权被不断弱化的过程中，分崩离析，最终形成了今天林立的小国。

当然，在这种大一统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农业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之间的你进我退。如果说四渎是中国具体的经脉，那么，它的身上还有两条“虚”的经脉，更是决定了中国形成的仁督二脉——一条是“胡焕庸线”。这是一条从黑龙江瑷珲（今天黑河市爱辉区）到云南腾冲的一条45°的倾斜直线，其西拥有青藏高原、横断山脉、西北荒漠以及蒙古草原等地貌，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虽然占了国土总面积的64%，但只容纳了4%的人口，相反，其东尽管只占国土总面积的36%，却容纳了96%的人口；另一条则是是黄仁宇在有关中国大历史的叙述中所提及的“15英寸等雨线”。在等雨线的东南，平均每年有至少15英寸的雨量，适合发展农业，人口茂盛。而在等雨线的西北，气候干燥，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当等雨线南移或者北上，都会影响到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

这也让定居的统一专制帝国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和战问题，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一条重要主线。某种意义上，“15英寸等雨线”更像是一条国防线——今天中国的长城，有很大一部分和这条等雨线相互吻合。

也正是和北方民族不断的和与战中，让中国出现了类似玉门、大同这样的军事重镇，以及河西走廊的打通，而且也影响了西安和洛阳之间的地位——国家初建或者走下坡路时，执政者大多喜欢建都有关隘和黄河天险的西安，这样能更好保证自身安全。一旦到了王朝的上升期，或者兴盛阶段，因为不怕外敌骚扰，往往会迁都“天下之中”的洛阳，方便中央治理。相反，北宋之所以富而不强，正在于它选择的开封，除了一条黄河，便没有了其它天险。尤其是前朝的后晋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皇帝，并割让燕云十六州，开封北方门户大开，最后城墙再坚固，也抵挡不了游牧民族的铁骑——日后，彪悍的金军不仅酿成了靖康之耻，又鸠占鹊巢，将自己的都城从北京迁往了开封。与此同时，南逃的南宋小朝廷虽然对开封依旧念念不忘，但最终还是在暖风之中，“直把杭州作汴州”了。

不过，相比玉门、大同，今日北京的出现才是最大的惊喜——当年的北京，是为燕京。作为农耕和游牧的一个分界点，也是华北到东北的咽喉要到，它曾是辽的“南京”，后成为金的中都，直到元代，开始扬眉吐气，成为了大都。这主要跟元统一全国，需要兼顾南北有关，而北京恰恰拥有这方面的优势。到了明朝，随着朱棣“天子守国门”，北京取代了南京，成为大明的京城。此后，清也和前朝一样，将北京当成了主政的中心。

从重庆到西安、洛阳、开封再到北京的浮浮沉沉，可以看出，在政治、经济的背后，还有“地理”这样一只大手，在主导了它们的命运。早在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古代荀子、司马迁等人笔下，就出现过“地理决定论”这样的见解和认知，而我们所熟悉的“矮大松”等公知，也一度是“地理决定论”的拥趸。不过，也就在我们依赖自然的过程中，同样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各种需要，而努力地在改造自然、重建地理，进而刺激了无数城市的诞生。

也让很多城市开始了逆天改命。

备注：

《城市战争：国运、时代及世界三重奏下的中国区域沉浮》，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年3月版。今已提前上线。

该书得到了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前华尔街投行高管陈思进，以及著名作家、鲁奖获得者陈先发等老师的诚意推荐，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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