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大喇叭为啥能出圈
“只要还有米,就不要往人堆儿挤;只要还有葱,就不要往市场冲;只有还有油,超市里面不露头……”临近年关,黑龙江省北安市二井镇建华村村头的大喇叭每天早上按时响起。
年终岁尾,农村“杀年猪”习俗容易引发人员聚集,不少基层政府通过方言广播这种通俗易懂又接地气的方式将疫情防控的观念传递给村民。“咱们老百姓粮也收完啦,消停在家猫冬吧,也别摇哪儿瞎出溜了,小扑克小麻将的也别玩啦,杀小鸡杀大鹅杀猪的陆续都有啦,你杀完自己在家吃吧,也别请客啦……”记者注意到,基层治理中的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有大喇叭、音响、多媒体、露天电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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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中的“大喇叭”
与北安市二井镇建华村相似,全国多地“硬核村支书”同样使用各自的特色方言与大喇叭喊话一道出圈,成为疫情防控中健康科普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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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襄汾县汾城镇孝村,除了疫情防控的相关内容以外,村里的大喇叭还会播放注意交通安全,骑摩托要戴头盔等内容。
“大喇叭叮嘱村民注意交通安全是因为不少村民主要以摩托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而村子周边的公路也比较多,容易有交通隐患。”孝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翟晓妤告诉记者。
翟晓妤介绍,为了不扰民,村里的大喇叭播放时间控制在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下午四点到六点。
在河北省迁西县金厂峪镇榆木岭村,大喇叭的播放频率就没有那么频繁。村民李佳乐今年六月刚大学毕业,九月前往乡镇履职选调生,为了熟悉基层治理的工作内容,他仔细在家听取大喇叭的播放内容。
李佳乐观察发现,大喇叭每次响起基本上就是村里需要召开村民大会、村委会等;而受疫情影响,最近也在播放疫情防控的相关科普知识。“最有趣的是,当有村民拖欠几个月电费时,村里大喇叭也会响起,点名喊他去村里交电费。”李佳乐补充道。
李佳乐回忆,大喇叭从自己小时候就在村里响起,“可能是用久了,声音不是很清楚,得去仔细听才听得清,现在播放的也不是很频,偶尔才会响起。”
南方农村的夏天,大喇叭会响起防溺水的叮嘱。“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这是江西省高安市上湖乡赤星村里大喇叭播报的内容。赤星村大学生村干黄彬告诉记者,暑期也赶上南方农忙里的“双抢”环节,抢收割以后,防止秸秆焚烧也成为了大喇叭里叮嘱的内容。
“地头不燃一把火,田间不冒一处烟”,大喇叭里介绍了基层干部强化值班值守和日常巡查管控力度,并安排专职队伍回收秸秆,设专门焚烧点进行统一焚烧。
村里的大喇叭。受访者供图
音响、露天电影、多媒体扮演不同角色
在赤星村,多媒体扮演着与大喇叭不一样的角色。“暑假刚开始,返乡大学生联系村里说想来调研基层党建的相关内容,我们就把近期党史学习教育、党群服务站点、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些东西做进了一个PPT。”黄彬向记者介绍。
“在党史学习教育上,我们通过‘流动党课’‘百姓讲堂’‘微党课’等相关形式,让红色党史‘飞入寻常百姓家’。”黄彬告诉记者,便捷的多媒体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河北省张北县玉狗梁村,第一书记卢文震进村以后。发掘到村民们的“瑜伽天赋”,独创了一套农民生活瑜伽操,通过几年时间斩断了因病致贫的局面,村民多次受邀登上各大舞台演出,村子也成为了有名的“中国瑜伽村”。
“U盘插在音响上播放音乐,很方便。”卢文震向记者介绍,玉狗梁村的村民在进行瑜伽锻炼时,主要是通过音响去播放相关音乐,而村民也经常将锻炼的视频上传到自己的短视频平台上,获得网友的点赞与评论。
一块寸的露天电影幕布、一张桌子、一台投影仪、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蓝牙音箱、几排小板凳……这是河北省行唐县东安太庄村的露天影院。去年“六一”儿童节,东安太庄村的露天影院迎来“首映”。
孩子们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银幕上的动画片,很多路过的村民也纷纷加入看电影的行列,一些大人骑着三轮车赶来观看,还有坐着轮椅的老人也来了。
孩子们观看电影。受访者供图
村委会里的温馨一幕让很多村民回忆起童年。据村民刘永强介绍,村里很早以前也有流动放映队给村民播放电影,放映的是《少林寺》《城南旧事》等,那会儿看露天电影像赶集一样,很热闹、很欢喜,到了九十年代左右,露天电影就慢慢消失了。驻村第一书记苏祖辉来了以后,重新组织起露天电影的活动,给大家带来久违的感动。
观点:大众传播媒介是基层治理的好帮手
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红光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基层治理的好帮手,它们具有信息传播、情感动员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多重功能,不仅仅是基层群众的信息交流平台、情绪沟通桥梁,更是为民办实事的集成服务窗口,在推进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功不可没。尤其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中,如新冠肺炎疫情,乡村大喇叭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既加强了基层宣传,也稳定了社会秩序,更助力了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张红光补充道,大众传播媒介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上承接着中央和省市主要媒体,下连千村万户,覆盖着数以亿计的基层受众,是基层宣传的“大喇叭”、社会秩序的“稳定器”、情绪沟通的“大桥梁”、服务群众的“大平台”。
“部分农村居民对新媒体等新生事物的接受度较城市稍弱,所以仍然延续着原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比如诞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喇叭”,是人民群众获取生产生活信息的重要渠道,在逐渐被淡忘的记忆中,于新冠肺炎疫情中再次激发出别样的活力与生命。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强势发展与冲击,传统媒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并非能完全取代先前的大众传播媒介。
张红光表示,未来的乡村治理中,要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从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嵌入”农村基层和乡村治理。在继续做好原有信息提供、情感沟通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加大和拓展服务群众的集成服务平台的重要方向,构建起立体化的基层传播体系。
同时,也要与时俱进,树立互联网思维和用户思维,增强用户粘性,深度融入基层和乡村的舆论生态,立足基层,做足文章,真正深刻影响基层舆论格局,不断增强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力、影响力、舆论力和公信力,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享共建。
┃记者:左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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