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港珠为了画圆句号不自量力一个出生

文者其人

崔港珠，女，年7月生于香港。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页）。-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五、为了画圆“句号”不自量力

　　由于每三个月才编发一期《农垦研究与开发》刊物，我觉得自己还有精力，离退休还有两年，就想再干点事。看到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件关系到垦区今后命运的大事。垦区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由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老铁道兵、十万转业官兵、十万知识分子、几十万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当地农民三代人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已经开垦了万亩耕地，每年为国家生产几十亿斤粮食，北大荒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北大仓，成为了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正在为实现年生产亿斤商品粮基地而奋斗的时候，国家提出要实行市场经济，与世界并轨，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取得更大的效益呢？我想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就是最好的途径。可是怎么做呢？应该去申请一项调研课题，探寻一下我们垦区这条路该怎么走。我把想法与爱人姚克说了，他非常赞成，我们科研所所长相金勇也觉得应该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从而坚定了我的信念。于是我干了这辈子最自不量力的一件事。

　　因为我毕竟是个无名鼠辈，以往能拿到课题的都是一些专家名人，而申请课题本身就是一件既费心神，又有可能最终让人伤心失望的事情。起码要在前一年就写出课题研究的论证报告，再请专家对其可行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作出评估后，才能逐级上报，请求批准立项。可是我在这些条件中具备什么呢？一是时间不对，年要上的新课题都早已基本定下来了；二是我过去只是搞小麦育种，并不懂得这门学科；三是我从未主持过课题，就凭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在我们科研所这一最基层组织，就不可能同意，更别想到农业部去立项，那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总结以往我每每失败都是因为没有取得领导的支持，而办下期刊号的经验又使我认识到，越是上层的领导，便越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突生一计。

　　我走进了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党委书记王xx的办公室，对王书记说：“我想搞一下黑龙江垦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途径的研究，请您支持。”王书记看着我说：“好啊！这也正是当前咱们垦区的大事，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我说：“我想请您为我给部里写一封推荐信。”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我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我拿着王书记写给国家农业部农垦司曾副司长的信-我的“尚方宝剑”，先走进了农垦司科技处崔处长的办公室，因为我一向不喜欢别人用这种方式压我，所以就先没有拿出信来，只谈了我们想搞课题的原因。崔处长是个非常和蔼又平易近人的老同志，他十分赞成我的想法，因为黑龙江垦区是全国最大的垦区，在全国农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近年效益不佳，是部里同志们共同担忧的。可是传统的申请课题规则又使他十分为难，这时我才拿出了我的“尚方宝剑”-王书记的信给他看。看后他说：“你等一会儿”，就拿着信出去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回来了，答应破格为我立项，并与副处长商量之后，答应给我一万元课题研究补助费，要我回黑龙江补办手续。天哪，我简直惊喜的要发狂了，这事儿发生在年初冬。

　　说实话，这个课题到底应该怎么干？最后提出的报告与以往计划部门搞的发展规划有什么区别？我真的不知道。为此我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请教做过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但是那位有名的姜先生告诉我：“你这个想法很不错，不过劝你，没有八万元钱可千万别干。”我请求参加他们最近要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学一学他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他说：“不行，这是课题秘密。”我请求他送我几份他们以往研究成果的材料，回答是：“你到院里去买吧！”这就是我专跑一趟中国农科院所得到的全部三句话，我可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竞争？什么叫商品经济？我想起了著名诗人郭小川写北大荒的那句诗，“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北大荒神奇是因为有一群在人间和天上都难以找到的、精神世界没有被污染的神奇的人们。我不信没有八万元钱和他们的指教，我们就干不成这件大事！怀着这种信念，我又再一次跨进了农业部农垦司的大门，去找那些曾经在北大荒战斗过的，创造过神奇的老专家、老领导，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免费咨询和一大堆材料。

补办手续就是要写课题论证报告，课题研究进展的计划任务书和请专家组签署审查评估意见。前两项由我自己写，第三项却要按总局科技处提出的评审专家名单办！

我知道我这次越级立项，本来就已伤害了不少基层领导的自尊心，而科技处给我提出的专家组名单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如果他们也给我设置障碍，我依然还是要完蛋。在几位好心的同志指点下，我没有召开专家论证会，而是采取逐个的去请教指点的方式。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我穿着爱人的那件大的几乎可以把我这个体重不足斤、大风可以刮倒的老太婆包两圈儿的军棉大衣，满头满身是雪地走进了总局计划委员会主任-高级经济师张振廷的办公室。也许是我的那身穿戴，头上冒着热气的样子，有别于以往求他的人，由于以往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单位派出办事儿的人，除名人以外都是一些能说会道、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或女士，我自己也曾有过被单位派出去，又几乎被打发回来的事儿，人家说：“难道你们单位就没有年轻人能办这事儿的吗？”可是在某些人面前，我的年老体弱但执著，却成了我的优势，这反映了同一类人的心，我想张主任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不但对我的课题给予极高评价，还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临走时他对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就这样，全部专家都在张主任的评审意见下签了名。为此总局科技处刘兴昌处长还答应给我追加一万元课题费。我真从内心里感谢所有这些支持帮助过我们的好人。

一项更大的任务要先完成－组建课题组。按照我和姚克对中央提出号召的理解，发展“高产优質高效”（即“两高一优”）农业的关键是高效益，因此要实现高效益已不再是过去的种、管、收，农、机、畜，这一狭义的农业所能完全解决的事情，而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该包含市场信息、资源的重组和开发利用、农副产品通过加工增值、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动、流通的高效率和市场建设、政策改革研究以及为了实现这些进行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经营机制的转换等九个方面的研究，形成一个市场大农业的概念。我决定组成九个子课题组，这就需要由全垦区第一流的各方面专家组成课题组。

而在当时科研所自己已经是僧多粥少，为了让大家都能活下去，所里要从有课题经费的组抽出5%的课题费，去支持没有经费的科研人员搞科研；而随着国家和社会对于技术职称的越来越重视，和技术职称的高与低又直接决定科技人员工资的多少，因此很多科技人员都希望能通过参加级别高的课题，为自己将来的技术职称晋升增加一点“硬件”。我心情十分矛盾，若从自己单位邀请专家，当然是大家都高兴的事，而且肥水不外流，可是我们所里并没有我们需要的那些方面的人才；若不从自己所内找，我必遭到许多人说不出口的忌恨。但为了保障课题质量，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在大课题主持人的人选，也必须是由我们所的人承担，不然课题经费就会随主持人而调给别的单位，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但我并没当过主持人，开始我也没想过当主持人，我提议由相金勇所长任主持人，他考虑他的工作太多，怕照顾不过来，就说：“还是小崔当主持人吧。”于是我开始了我这辈子最不自量力的一件工作。

我决定聘请红兴隆管理分局农业处处长-五十年代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高级农艺师汪锡德承担农业生产发展研究子课题；畜牧处处长-瘦肉型三江白猪的主要培育者之一、高级畜牧师王性善承担畜牧业生产发展研究子课题；红兴隆管理分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师姚克林承担政策改革研究子课题；高级工程师相金勇所长和农垦科学院科技处处长-高级农艺师邱丽影承担科学技术统领各业生产研究子课题。此外，关键是其他项目的人选确定，我们进行了广泛调查。经专家推荐，我们认为高级农艺师蔡方达担任市场信息子课题研究最合适，他原来是农垦科学院作物所的所长，既精明又有能力，且博学多才，他以前干过的几项科研课题，在垦区颇有影响，而最让我佩服的是他那种竞争意识，是搞市场经济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现在黑龙江农场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专门搞市场信息方面的工作，这又是他比别人的绝对优势。老蔡是个对垦区的事业十分钟情的人，因此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并推荐了负责资源利用开发研究的郭大本同志。

说到郭大本的那一大堆头衔，就叫我紧张害怕。他是当时垦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正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农垦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省水利学会常务理事、省水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省工程咨询协会常务理事。我怕他看不起我这个无名小卒，不敢自己前去找他，就一再请老蔡和我一起去邀请他。也许是老蔡有意要考验一下我的办事能力，也许是我与他关系不够铁，总之，他要我自己去。还是那一身穿戴的我，走进了郭院长的办公室，他热情地给我让座的同时，递给我一杯热茶水，并微笑地对我说：“找我有什么事？”看着那个长者十分慈祥、善良、和蔼又可亲的脸，就像是在童话世界里遇到仙人一样，恐惧的心完全没有了。在自我介绍并讲了课题内容之后，他说：“你也是快要退休的人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说：“不为别的，就为咱们这些老同志，退休前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句号画得再圆一点，给垦区办点实事儿，想请您参加我们的课题研究”，他听得很仔细，没有一点大领导的架子，还问询了参加课题组的其他同志情况，表现出很欣慰的微笑。没等他表态，我知道我成功了。他说：“好，我支持你！”他还给我介绍了他的副院长李崇祥同志，他说他掌握有很多资料。

最难攻的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研究的主持人范治同。相所长告诉我：“老范是总局前农机处处长，高级工程师，现在担任总局经济技术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他有极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总局许多重大决策的文件起草人。”为这些我欣喜若狂，是我们最终完成综合研究不可缺少的人。我知道老相和老范是铁哥们儿，所以我想请相所长亲自和老范谈谈，肯定没问题。可没想到老相说：“没有用，他不会答应的。”而恰恰是这句话刺激着我，一定要去试试。在我找老范谈时，他那双聪慧、机敏又深沉的大眼睛，仿佛一直在想着应付我的对策，似乎坚如磐石。我把知道他的情况一一说了，吹他捧他都没有用，又用激将法激他也没有用，一直说到下了班，我又像他的影子一样，从办公室追到他家里，还赖皮脸要在他家吃饭。他躲着我进了另一间屋子，忽然传来美妙的《蓝色的多瑙河》这一世界名曲演奏的声音，这是我最爱听的曲子，我以为是老范在放录音带，就走进了那间屋子，原来是他在用电子琴弹奏。透过他那过早全白了的头发、饱经沧桑的脸和那美妙的琴声，我意识到那音乐中所追求的东西，又在他的思海中掀起了狂涛巨浪，他那颗心实际上比我还热。他终于点头了。

就这样，我们还邀请了总局经委副主任－高级经济师李浩维同志，总局政策研究室主任－高级经济师孙仁松同志（他曾经是我的老师），分别承担了“发展高效农畜产品加工途径研究”，“搞活垦区农产品流通问题的研究”子课题主持人，并聘请垦区德高望重、实践和理论经验都极其丰富的农垦科学院的老院长－68岁的王明尧老先生给我们的课题当顾问。

在年1月5日召开的课题组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上，总局党委书记王xx说：“‘两高一优’是全局性的战略课题，非常重要。课题组集中了垦区的精华，命运就落在你们身上了。”总局总农艺师周茂林、科学院院长张国范、科学院副院长宋海太等，都讲了鼓励和希望的话。我们在受到鼓舞的同时，更看到了一位领导在王明尧院长的肩头小声说：“王老，您可要把握住方向啊。”我见王老笑了笑，没吭声。这是领导嫌我们的课题搞得太大了，超出了农业的范围，以往的课题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课题包含这么多方面的内容。这从以后的一些领导对我们的要求中也看出来，比如：“你们的课题研究结果要有可操作性”，“先拿出你们的样板田来，让别人信服。”然而，既是全局性的战略课题，怎么可能像推广某个单项农业技术那样有可操作性？我们十一个在不同单位工作的科技人员，又怎么可能有权就全局的问题要求别的单位按我们说的去做、并一年收到立竿见影的样板田效果呢！？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九十年代垦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向领导提供大的思路、总体框架，以求寻找一条产量、质量、效益最佳结合的持续农业发展的途径。这说明我们的想法和领导的要求差距甚远，以后的困难和课题的结局可想而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有的说：“没用，领导关心的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干了也白干。”但大多数人认为，就是只能“立此存照”，我们也要在退休前把这颗心留下来。因此我们不但没有再精简课题，反而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每个子课题又邀请了一批专家和学者，使课题组成员从11人增加到27人。

为了让垦区人民知道什么是“两高一优”农业？先进国家是怎样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为我们的课题搞好舆论宣传和引导工作，我找到了《农垦报》社编辑部，我向他们讲明了我们这个课题的目的和内容，希望取得他们的支持。他们竟然同意了，为我们设了《看世界、想垦区》专栏，分5期刊登了我和姚克以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垦区对比写的：一、《积极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二、《农业的最大效益是结构效益》。三、《让科学技术统领农业生产》。四、《搞好农业社会服务至关重要》。五、《农工商综合体与“一村一品”的启示》等。我们更把《农垦研究与开发》期刊作为宣传阵地，一直发送到每个生产队。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也为了综合研究的需要，我必须想方设法出去调查，而哪一个单位的领导会对我这个无名小卒，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接待呢？同时，课题经费的紧张，又不允许我花太多旅差费，我便想到最便捷的方法，是去参加总局召开的各种大型工作会议。我依然十分天真地认为，我们的课题是领导心中挂了号的重要的课题，因此召开有关会议时，必定会通知我们参加。但也许是领导忙的把这件事情忘了吧！事实上，一次也没有过这种“荣幸”，是我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于是我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听到一点信息就不停地追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当时总局也正在进行改革，比如在绥滨农场实行分田到户，发展“家庭农场”。总局组织各农场及有关方面的专家，到那儿去开现场会。这和我们这个课题很有关系，但没有人通知我参加，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自己挤进去参加。我看见他们把水泥晒场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给每个小家庭农场使用，我心里很痛。国营农场就是大农业、大机器化、大生产，好端端的水泥晒场被分割成这样，使大机械发挥不了效率。

我记得年底，总局在佳木斯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垦区‘两高一优’农业工作会”，那天我赶到了位于美丽的松花江畔的那座高二十一层楼、豪华气派的“黑龙江农垦大厦”门口，见到一个个穿着整洁漂亮，脸上都带着欢笑的人们，穿梭似的进入大厅，我也就跟着他们一起往里走。但我却被门卫拦住了，也许是我的穿着不像是领导，而我又没有注意到其他人身上都戴着出席会议的塑料卡。我本是个自尊心十分强的人，没有身份跑来参加会已使我十分忐忑不安，只想能借人多混进去“偷艺”，就怕被截住，却真的像小偷一样的被截住了。一阵委屈涌上心头，我真想哭，为什么想干点好事却这么难？突然，在大厅不远处我看见了总局王书记和周总农艺师的身影，想起了“领导效应”，就大喊了一声“王书记！”门卫见王书记过来跟我握手说话，便不再追问，这样我溜进了会场。

就是在这次会上，在全局推行以家庭农场承包为主要形式，将土地等生产资料平均分到每个职工家里的做法形势下，我听到了九三农场管理分局尖山农场截然不同的做法。他们将各种农业机械集中起来，将26万亩麦豆耕地，承包给机耕队的名职工，使人均耕地达到3６5亩，人均生产粮豆43.5吨，各类机械作业量平均提高10%，机车费用下降了12%。他们从土地上分离出名农业职工，组织他们从事以养殖业为主的多种经营，促进了畜牧业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听到这个消息，犹如在沙漠中行走多日，突然找到一灣清泉，使我兴奋激动。因为我们垦区是大型农业企业，它的改革就绝不应该简单的学习农村改革的经验。大机械化和土地连片是我们有别于农村的绝对优势，尖山农场正是利用了这一优势，实现了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并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我抓紧会议休息时间，对九三管理分局和尖山农场的领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在采访中又了解到，九三管理分局还不惜克服重重阻力，拆除了一些民房和重要机关用房，用以拓宽马路，强化交通运输，修建大市场，他们并把这些行动与规划的小城镇建设结合了起来，这一切多么符合我们课题的设想啊！

我多么希望在这个大厦里，能有一张极普通的床让我住，我甚至提出可以住在门卫的值班室里，这样我就可以把晚上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多采访一些人，多得到一点启发。可是我被告知，没有地方能安置我住。吃午饭时，总局科技处王德禄副处长（我的同学）拉着我走进饭厅，他站在那里四处张望，看哪一张桌子上能有空座位让我去“蹭饭”。就这样在会议中，我吃一顿饭，换一个位置，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儿。既不能住，晚饭我就到外面去买个凉面包，到最便宜的招待所，要一碗热开水．．．．．．。

就是用这种方式，我吃“蹭饭”，坐“蹭车”，住“蹭宿”，陆续参加了总局在宝泉岭管理分局召开的“庭院经济工作会”、在佳木斯召开的“体制改革工作会”、在九三管理分局召开的“农场管理学会年会”等等。我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学术研讨会”和农业部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绿色食品工作会议”，学到了许多我从不知道的知识。

可是我哪儿当过什么主持人啊！和课题组的这些人比，论学识都比我高一大截儿，属于我的老师辈的；论资历又都比我长，是我的前辈人；论级别他们都是大领导，只有我一个是平头小百姓；论年龄又都比我年长。开始我想得太简单，以为只要每个人把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搞好，最后一合起来就行了。可是一干起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不能独立存在，它们之间有交叉，有衔接，需要全盘统一设计规划。所以尽管开始时我是吃了豹子胆，可是当我们定期合起来开课题研究汇报会时，我却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怎么发动大家讨论起来，怎么发动各个组都动起来。我不敢说哪个组干的好，更不敢说哪个组还存在问题。我只有在下面分别了解各组的情况，然后不定期的印发《课题动态》，以达到尽量促一促的目的。我终于尝到了不自量力的苦果。而实际上各个组都在进行着无言的行动。

最让我们产生紧迫感的，是蔡方达从北京带来的信息，他们此课题组的三名同志，有的专门负责与中央各部委的有关人士，探讨垦区发展的问题；有的负责请经济界知名人士咨询；有的专门搜集整理资料并进行分类。他们不仅把国内农副产品的价格和国际上农副产品出口价格进行了比较，把整个国际国内市场的发展动向告诉我们，还把国家为了“复关”（即WTO）与国际市场接轨，将要逐年取消“进口许可证”的种类和时间表寄了回来，比如，年将取消对啤酒、葡萄酒、木浆、木材等十几种产品和原料的进口许可证，到年底又取消植物油、其他化工产品．．．．．．到年底又取消……，这就意味着，垦区在这些方面的产品和原料，不仅面临国内产品的竞争，更面临国际产品高质低价的挑战。而垦区一些不能自己生产又必需的产品，在放开进口、下调税率的情况下，我们又必须承受高价的支出。比如年初外汇并轨，垦区仅化肥一项就多支出了6-8亿元；他们还告诉我们一些外商在中国投资建厂，利用他们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以及我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挤占瓜分和控制我们的国内市场；城市居民中存在的崇洋消费心理，又加重了这一影响，比如台灣味全奶粉每磅20到30元，其价格比垦区的产品高了3-4倍，其配方原料却大多是垦区拥有的。又比如外国啤酒商以投资或商标入股的形式，准备以全国统一的广告方式进行“轰炸”，达到控制市场目的，而垦区拥有的优质啤酒大麦原料，还没在国内找到一家适合的合作厂家。他们还立足长远指出：“复关”（即现在的WTO）与国际经济接轨势在必行，而国际上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执行“ISO系列标准”和国际粮农组织的“食品法典”，在对外贸易的报关形式上，则要求采用EDI方式，所有这些都是取得国际贸易权的通行证，而我们对这些陌生的东西全都一无所知。

面对这样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的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在个农牧场中，资产负债率超过%的已有25个，在50%-60%的只有2个；多年来以粮为主，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扩大，粮豆产品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大豆、小麦、玉米、水稻的亩盈亏平衡点产量已分别接近、、、公斤，平年所盈利无几，更不敢想象灾年。而我垦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2.29%......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垦区甜菜糖产量占全国的1.5%，份额不小，而我们的生产成本又高于南方的蔗糖成本，我们的糖价又高于进口糖价；又如，进口小麦价低于我们的国内市场价，而我们的春小麦又因品质不好，在国内销售中总是赶不上“班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我们靠什么生存？拿什么去竞争？我们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气候严寒，使我们在这场竞争中，本来就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再加之长期的投入不足、资金极度匮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加工企业靠什么获得新生？

在调查中，我们还看到一些十分令人伤心的事情。例如在秦皇岛，那里几乎集中了垦区各管理分局的对外经销单位，首先进入的是九三管理分局，听说去了三百人，盖了个大的办公楼；以后各管理分局也陆续进驻；最后进入的是农场总局的经销处。但他们都各干各的，互相封锁消息，甚至竞相压价吸引买商，最后让买主获利。我们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形成拳头？这样在那里的大豆市场就可以由我们掌控了。”在那工作的一些同志也为此事忧心忡忡，可他们讲了一句实话：“由谁来领导？”九三管理分局虽然去的早、人多、规模大，但他们只是营级机构，怎么能领导其他管理分局的团级机构呢？我们又问：“为什么不由总局来领导呢？”回答是：“他当领导给我们钱还可以，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谁干呢？”我们又到了一个管理分局的粮油公司，情况更是让我们忧虑。由于在改革中强调了个人承包，于是便把原来统一使用的几十万元流动资金、仓储设备等，平均分给了十来个承包人，让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于是出现了每个承包人都要自己跑外边去找客商，然后回来自己到农场去组织货源，再到火车站自己去申请车皮……有的收购到了粮食，却没有存储的库房；有库房的，却没有客商或货源，他们宁肯让库房空着，也不借给有货源的人用，要不然就花钱租才肯……；有的农场一天要接待数批本来是一个公司的老上级，给谁不给谁真难办，万一形势变了，得罪了上级，以后怎么办？奶粉业也是垦区的强项，但全局年就有62家奶粉厂，有的一个农场就建了两个小乳品厂，日处理鲜奶五吨以下的小厂子就有十四个，而日处理鲜奶四十吨以上的仅有十一个，出于农场自身的利益，谁也不服谁，让哪个厂当龙头？这些厂子年生产能力总计达6.1万吨，而真正的达产率只有55%，大量设备闲置浪费……又想起了领导要我们拿出样坂田来，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凭我们的能力，在这块土地上能种出样板田吗？

但是我们还是要使课题研究尽量具有可操作性和以事实为依据的说服性，我们全体同志跑遍了九个农场管理分局中的七个局、近三分之一的农场；对农场总局和各管理分局的直属加工企业，如佳木斯肉联厂、三江食品公司、完达山奶粉厂、红兴隆糖厂等九个单位；对驻北京、天津、秦皇岛的十个经销处；对黑龙江农场总局驻哈尔滨的外贸公司、粮食公司、物资公司和五个农场管理分局的主要领导、几十名农场场长和生产队长，都进行了调查访问；在八一农大专门召开了专家教授座谈会。我们更对垦区和一些农场的历年基础数据、财务年度决算等进行了长时间的、由表及里的分析。

这期间，有十五名同志根据调查，撰写论文四十余篇，以不同的方式或在不同的会上发表宣读。

最后是在各位老专家似兄长般的支持、爱护、帮助下，他们写完了各个子课题专题研究部份，我和姚克写了总论部份，到年10月结题。我们提出了总体发展战略和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发展建议。提出：“要根据市场需求，以市场型产业集团方式，组织和发展垦区适销对路的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利用垦区草场面积大的特点，大力发展以食草动物为主的畜牧业、产品加工业，实现过腹增值，加工增值；实行草田轮作，推广适宜冷凉气候的高产优质牧草紫花苜蓿生产，既培肥了地力，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支援了畜牧业，多余的还可以加工出口；少铺摊子，收缩战线，突出重点，集中资金，强化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在龙头企业的选择上，要舍得拿出现有实力强、经营好、利润高的企业与外商合作，进行嫁接改造，以提高产品的档次和市场竞争力；借船出海，借鸡生蛋，以两头在外（如来料加工），构筑垦区经济的新生长点；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把垦区千余个企业从层层叠叠的行政链条上彻底解放出来；完善市场宏观体系的建设，将垦区真正建设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市场型巨型产业集团—北大荒产业集团，让国人皆知的‘北大荒’三个字—这一无形资产，成为北大荒优质产品的品牌，名牌，站在统一的国内外大市场面前……”

完成课题总结报告，我去向总局领导汇报，他没听我细说，只说：“拿出你们的样板田再说！”我灰溜溜地退了出来。由于我这个主持人的无能，也没有达到领导要看“样板田”的要求，注定了不会引起领导重视，所以我们没有花巨资去召开大型成果鉴定会宣扬，只是以通讯鉴定的方式，把课题研究报告寄给农业部、八一农大的知名经济学家，请他们对研究报告進行评价。更把研究结果交给了垦区一届又一届的领导和全体职工去鉴定。

虽然专家的评价都很高，虽然我和姚克写的《对黑龙江垦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战略思考》的论文，获得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虽然我这个“句号”是画圆了，但是它对整个垦区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大的，这是我的失败。这也告诉我，心再比天高，也不要干不自量力的事。

看着这本近20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书，共同战斗了一年零十个月的老战友们的风采，又一个个的浮现在我眼前。从表面上看，他们几乎都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但他们又几乎都是五十年代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或年的转业军官。六十年前，他们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来到气候恶劣、人迹罕见的北大荒，风餐露宿、披荆斩棘，从劳动锻炼起步，在最基层当技术员，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领导岗位。而不少同志的身上，还留着被“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子弹打中的伤痕，但他们从来就没有倒下去，而是用生命和行动证明他们活着的价值！我为在自己的一生中能结识这样一群人而感到自豪！是他们帮我用了不到2万元钱，完成了需要8万元干的事。在研究中，我没给过他们一分钱课题费，只想最后从省下的钱中以稿费的形式给他们一点劳动补偿，那怕是每人只给元呢，我也会感到一点心理平衡。这笔钱我确实是省下了，但是结题时会计说：“现在没有钱，有了一定给。”过了一年多之后又说：“你们的课题账找不到了”，使我的心愿永远也没有机会实现了。其实那时科研所已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能怨谁呢？以及，我们的研究报告对垦区的发展是否起了作用？我也不知道！这些都是我永久的遗憾。但年7月，郭大本院长的来信，使我不平的心态得到一些安慰，信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因课题我们有幸结识，试想，一批籍贯东西南北的北大荒老科技工作者，在即将离退休前夕，还在为垦区前景、为‘两高一优’煞费苦心。民族英雄文天祥有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对赤城者的写照。我认为，不管课题研究水平如何，也不管它能否为当权者采纳，但整个研究通篇上下，都反映了北大荒赤子之情，反映了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寄托，实在是一本值得永远留念的历史记录。”

没想到二十年后，年3月我学着用电脑第一次上网，竟在网上看到了这项课题年获得批准的鉴定结果。更没想到鉴定委员会会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给以这么高的评价。现将其复制如下：

《黑龙江垦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途径研究》

时间：-03-2:21:52来源：作者：项目名称：黑龙江垦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途径研究

完成单位：黑龙江省农垦红兴隆分局科研所,,黑龙江省友谊县

完成人：崔港珠,女,,高级农艺师;姚克麟,男,,农业经济师,副主任;蔡方达,男,,高级农艺师;郭大本,男,,高级工程师，院长;汪锡德,男,,高级农艺师,处长;王性善,男,,高级畜牧师,处长;范治同,男,,高级工程师，处长，（另外还有邱丽影，女，高级农艺师，处长；相金勇，男，高级工程师，科研所长；孙仁松，男，高级经济师，主任；李浩维，男，高级工程师、副主任等子课题组长，没写上。）

项目开始时间：01/01/93

项目结束时间：12/31/94

鉴定单位：农业部

鉴定形式：函审

鉴定日期：12/29/94

批准日期：11/19/96

密级：非密

鉴定意见："鉴定委员会认为，本项目从黑龙江垦区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为主线，方向正确，思路清晰，资料翔实，论据充分，方法科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本项研究内容跨度大，涉及面广，综合性强，难度较大。课题组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专家，对垦区作了系统的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客观地分析了垦区在经济转型中的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与具体对策，不仅对黑龙江垦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其它同类地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九个子课题的研究，从不同侧面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的建议具有创见性和可行性。鉴定委员会认为，此项研究成果在农垦系统中是一篇优秀之作，达到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建议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并确定为发展战略和对策时予以采纳。此项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垦区经济的各个方面，需要与黑龙江省以至全国经济转型相协调。为此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制定实施的具体规划，方能达到预期目标。"

鉴定委员："主任委员,郭书田,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经济,农村经济,高级经济师、副会长;副主任委员,张万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经济,教学科研,教授、校长;委员,李文采,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农机,科研管理,高级工程师、院长;"

成果水平：国内先进

任务来源：农业部

推广前景或技术说明：“本项目适于在黑龙江垦区范围内应用。实施这顶成果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一年来在红兴隆分局已局部实施，大力调整了产业结构，发展了以牛为主的草食性家畜，扩大了以玉米为主的高产高效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经济体制改革上推广了‘三田制和股份合作’，农业两费自理程度大幅度提高，如能在全局推广，加大改革，重点突破农产品加工业，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走巨型企业集团之路，必将使垦区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东北亚经济圈中，成为具有竞争能力的北大荒集团军，人民生活实现富裕。”

技术说明"本项目任务来源于农业部，主要应用于农业领域。项目研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本，以高效为中心，立足国情垦情，在多部门、多学科广泛调研基础上，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分析了黑龙江垦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劣势，由原料型农业转化成为成品型农业，由单一的商品粮基地转化为商品粮及食品为主的轻工商品基地，实现大农业结构；加强农业基地建设；重点突破加工业；多元多层次搞活流通，集团经营；依靠科技进步；深化整体改革，强化宏观管理等6条具体可行的实现目标发展途径，对黑龙江垦区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也是在年，我在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上看到：“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北大荒’品牌已经连续第十一次入选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榜，今年其品牌价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以·42亿元位居年（第十一届）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榜第42位，比十一年前提升了位”。另外垦区已由生产亿斤商品粮一跃生产亿斤商品粮。这正是我们在课题中提出的“将垦区建设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市场型巨型产业集团——北大荒产业集团，让国人皆知的‘北大荒’三个字这一无形资产，成为北大荒优质产品的品牌、名牌，站在统一的国内外大市场面前。”北大荒人又奋斗了二十年，这理想终于要实现了，我太兴奋了，我太为北大荒人骄傲了。

更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在课题中提出的这个建议，正是国家今天对北大荒改革的要求，从年3月19日起，“黑龙江农场总局”的牌子将换成”农垦北大荒集团”的牌子。北大荒今后会按照中央对农垦改革的精神，打造成国家农业领域的航空母舰。厉害了，我的北大荒！

完成了这项课题我55岁，姚克60岁，同时退休。我获得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农技推广荣誉证章；姚克被授予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实现了他年冬写的《水乡南泥湾》中的话，“让我们并肩向前，共同用顽强的劳动，响应祖国的召唤！”年我俩同时获得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颁发的金质“北大荒功勋奖章”，可惜他已上了天堂。

至今想起让我成长的北大荒，让我能生活在“天上人间难寻”、有一群世上最可爱的人的北大荒，让我获得最珍贵无比爱情的北大荒，让我骄傲的北大荒，我仍然以我是光荣的北大荒人骄傲！我依然每天不由自主地看北大荒的天气预报，害怕哪儿又发生了灾害。我衷心祝愿我生命的摇篮、我的第二故乡—北大荒，明天会更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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